造幣緣（四十）

      1990年，廠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張維斌任廠長，他上臺后正值廠里在廠后院蓋了一座宿舍樓，按工齡為廠老職工改善住房條件，當時房子已經分完了，按工齡沒有他，但他硬是把一位早年廠的工會主席、1958年調到沈陽鋼廠工作臨離休時調回廠的陳瑞峰分的房子要了去，使陳一氣之下成為植物人。過了不久他又主持在廠外面為所有廠領導買了超標的房子，當時的工會主席吳耀春說不想去，他在會上說“誰也不許裝亷潔！”他對全廠的管理方法就是一個字“嚴”。從前的老領導對設計組還是比較寬松的，設計人員要經常去美院和社會上看一些展覽，與美術界的同行有許多交流，只要打個招呼就可以出去。自從新班子上任開始，廠里在制模車間抓紀律重點就放在設計組，“管住設計組就管好車間了，管住李小川就管住設計組了”，在這個思維指導下，設計組的同事們也都感到了很不舒服，由其是我，以前還經常參加社會上的歌手比賽等活動等，這樣一來，出入都受到限制，加上其它方面的因素，在我心里就產生了強烈的抵觸情緒，想著如有機會就跳槽去干聲樂。

       1992年，我得知二炮文工團正在排練建軍65周年節目，就通過關系找到文工團馬福運團長，經過考試同意我先參加演出，等演出后再準備給我辦一個二次入伍手續，我就先請了一個月的事假，到二炮文工團參加排練，在那期間，男聲部長李子義與我相處的非常好，李丹陽那時已經是團里的主要演員了，見到我，想起幾年前在我與申憲章從北京到重慶的臥鋪車上見過。節目中安排我有一段領唱，都是很高的音。

       就在我排練的正起勁的時候，廠里這邊就一個勁的找我。讓我回來，又打電話又到家里去，說如不回來就開除這個開除那個，弄得我很上火，唱高音的嗓子一上火就唱不了，連續好幾天也不行，氣得我只能回來了。就這樣，想改行去搞聲樂的夢就此破滅了。

       也就是那年"十·一"前幾天，張維斌廠長和王級臣書記帶著我和廠里閆桂森、胡靜兩名業余歌手到沈陽電臺，搞了一個沈陽造幣廠的直播廣告活動，我們每個人都唱了兩首歌，中間張維斌和王級臣穿插著向聽眾們介紹了沈陽造幣廠的歷史、現實情況和產品介紹。回廠后，廠里很多職工也聽到這個節目，紛紛反應很好，有個人對張維斌說起我唱的很好，張卻說：“是啊，要不是我把他叫回來，他哪能參加這個活動呢？”聽到他這句話，我心里一直很不自在。

       管理設計工作需要的是制造一個寬松的環境，讓設計師有充分的空間和自由，要設計師自由的發揮想象力和創造力，這樣才能創作出好作品，用各種條條框框嚴格管理只能適得其反。

       1994年，上級下達了設計新的流通硬幣任務，我向張維斌廠長提出一個建議，讓設計組關門一個星期，所有設計師都一周不用來廠，都出去收集資料，每個人都背靠背的設計，下周回來交卷。張廠長這次采納了我的建議，在沈幣廠幾十年的設計工作中，空前絕后唯一一次以“閉卷考試”的方式來搞的設計。實際上用這種方法來設計新產品真正調動了設計師們的積極性，大家分頭去圖書館尋找各種資料，最大范圍的涉及了與設計主題有關的方方面面，更廣泛的打開了設計師的眼界。一周后，大家交上來的設計稿就比以往都在設計室內閉門方式所涉及的題材要廣泛得多，就在這次設計中，全組交上來近二百張畫稿，很多畫稿都具有突破性和新穎性，其中有一張我畫的雙色幣，五元面額的蘭花圖案，被后來發展成1999版及2019版一角硬幣。（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