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稿刊載于《錢幣》報2012年4月上旬，如需轉載，請務必注明來源于《錢幣》報，轉載于中國集幣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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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起，出于種種原因，導致多種類、少數量的人民幣樣幣（票樣）流入了民間收藏領域和錢幣市場（詳見筆者拙文2009年11月上半月錢幣報《漫談流通紀念幣樣幣》、2011年11月上半月錢幣報《重大發現----新中國首套流通紀念幣樣幣》）。
由于人民幣頂級收藏品樣幣的稀罕性和神秘性，近年來，新中國錢幣收藏者越來越重視對樣幣的關注與投入。但是，不少錢幣愛好者對人民幣樣幣的背景、基本知識還缺乏一定的了解。客觀地說，這方面的資訊確實匱乏。現實中，我們不難發現，要想獲得樣幣方面的相關資料是特別困難的，原因有：一，中國人民銀行（以下簡稱“人行”）的中高層領導，他們的精力往往投入到大事上，并不知道樣幣細節方面的情形，面對樣幣的許多具體問題，人行中高領導也不一定全部說得清；二，樣幣事務的具體承辦工作人員，對這個話題不感興趣，甚至干一行厭一行，僅僅是為了工作而已，加之當時樣幣管理的工作人員老化，如退休、調崗等，歷史信息出現中斷；三，樣幣管理工作的承辦部門與造幣、印鈔機構工作業務聯系材料保密性強，外人不可輕易獲得；四，許多錢幣愛好者看重的是樣幣的市場表現，而忽視對樣幣的理論研究。所有這些情況，造成了我們目前對樣幣基本知識存在模糊的認識，表現在對樣幣的辨識方面自然就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很有必要了解和探討人民幣樣幣的概念和叫法等問題，如“票樣”與“樣幣”的使用情況、兩者稱謂有什么區別與聯系、是不是一回事等。
了解和掌握人民幣樣幣稱謂狀況及其相關規定，是我們樣幣愛好者必備的基本功，對探討樣幣、收藏樣幣、鑒別樣幣都是至關重要的。從2011年7月24日發現新中國首套流通紀念幣樣幣----建國35年樣幣公開露面，到8月11日筆者購買前的這一段時間里，欲購者寥寥無幾就說明一些問題，如單純認為硬幣的樣幣應制有“樣幣”字樣，而不應出現“票樣”字樣等。下面，筆者簡要談一下已掌握的這方面的膚淺認識。
根據1999年12月28日國務院第24次常務會議通過的、自2000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幣管理條例》，以及2006年10月12日人行發布的《中國人民銀行人民幣樣幣管理辦法》，都明確了樣幣的定義、稱謂、作用。樣幣的定義是“按照中國人民銀行批準的
人民幣生產樣印制的用于檢驗人民幣印制質量與鑒別人民幣真偽的標準樣本，是經辦貨幣發行業務的工具和重要實物檔案資料”；“人民幣樣幣上應當加印‘樣幣’字樣”；樣幣主要作用是“經驗人民幣的印制質量、鑒別人民幣的真偽”。這是我們如今已知官方對于樣幣的稱謂，而此前則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叫人民幣“票樣”。要談這個問題，必須從人行發行人民幣出現“票樣”的一開始談起。
早在1948年，新中國尚未成立，當年12月12日人行頒布了《中國人民銀行票樣管理辦法》，首次明確了人民幣“票樣”的性質、作用、管理的具體辦法和相關事項和問題的處置，特別強調了“票樣”是“人民幣本幣”的票樣。請大家注意，在當時，人民幣中尚未出現硬幣。到了1949年10月，人行又以“總發字第7號”頒發了《中國人民銀行關于頒發的票樣管理辦法的通令》。在此次頒發的通令第十二條中，又明確了“票樣”的概念及內容，并廢止了1948年12月12日頒發的暫行管理辦法。1962年3月10日，在人行“（62）銀會喬字第60號”的《中國人民銀行出納制度（草案）》的第29、30、31、32、33條內容均稱為“票樣”。此時，我國已發行了人民幣硬幣。
在1988年3月30日人行“銀發【1988】79號”的“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印發《中國人民銀行貨幣發行管理制度（試行）》、《全國銀行出納基本制度（試行）》的通知”中的《中國人民銀行貨幣發行管理制度（試行）》第七章之36條和《全國銀行出納基本制度（試行）》第六章，以及1986年2月26日人行的“（86）銀貨發字第4號”等文件中，人行均為稱之為“票樣”。
即使在人行發行了硬幣（包括金屬輔幣，不含貴金屬幣）的情況下，人行仍然經常統稱為“票樣”。
針對這個現象，筆者認為只說明了一點：人行從大的貨幣管理角度和宏觀的高度來看待檢驗人民幣和反假斗爭的工具即所有的人民幣票樣（樣幣），均可統稱之為“票樣”。也就是說“票樣”這個字眼，從一開始就牢牢地進入了人行規范性文件中。反過來，“樣幣”在人行公文出現的時間順序、運用到貨幣實物上的頻率等方面，要遠遠落后于“票樣”。
顯而易見，在人行的眼里，“票樣”這個概念要比“樣幣”的外延廣得多，“票樣”包含了“樣幣”、“覆蓋”了“樣幣”。
人行長期以來的這種實際做法，形成了“樣幣”的內涵比“票樣”的內涵要更加具體，比起紙質鈔票的“票樣”來，“樣幣”的“幣”似乎更突出了貨幣的金屬特性以及百姓習慣用語，有利于區分紙鈔的“票樣”，如第四套人民幣紙幣的樣幣上印的是“票樣”。
人行統稱“票樣”最具典型的例子，便是我們廣大錢幣愛好者們耳熟能詳的“中國人民銀行成立40周年紀念幣”。人行在1988年11月16日的貨幣發行通知中，稱該樣幣是“票樣”，其原文為：“四、票樣：票樣分發按……執行” 。在“中國人民銀行成立40周年紀念幣”樣幣的實物上，鑄的是卻“樣幣”字樣，而非“票樣”。
此次發現的建國35年樣幣，是一種比較特殊的情況：人行未在紀念幣上鑄“樣幣”，而是在外殼上印了“票樣”。至今，尚未發現人行在硬幣的表面直接鑄“票樣”字樣的實例。
“票樣”與“樣幣”在人行的文書中，使用上也有發生變化的現象：
1999年6月30日，由朱镕基總理簽發的第268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國務院責成人行陸續發行第五套人民幣。人行在第五套人民幣的發行及宣傳工作中，如1999年10月1日首發的是100元券，人行在給其各分支機構的工作通知（銀發【1999】213號）中使用了“票樣”的字眼；到了2000年10月16日第2批20元券、硬1元、硬1角，以及2001年9月1日第3批50元券、10元券，發行工作通知仍用“票樣”。可是到了2002年10月1日發行第4批5元券、硬5角時，人行“銀辦發【2002】271號”《關于發行第五套人民幣5元紙幣和5角硬幣的通知》中，突然使用了“樣幣”一詞，這使文件用詞與樣幣實物上的用詞完全一致。
經筆者對人行發行的新版紙幣、硬幣（不含貴金屬幣，下同）通知、通告中的“票樣”、“樣幣”詞語稱謂和出現頻率的分析與統計來看，我們很容易發現這里面還是有一定規律的：絕大多數的人民幣紙鈔的樣幣使用的是“票樣”，絕大多數的人民幣硬幣的樣幣使用的是“樣幣”。如果我國同時發行鈔票、硬幣，人行的通告一般會統稱為“票樣”。
在了解了我國人民幣樣幣的歷史后，我們很好理解為什么現在開始人行在非金屬人民幣的樣幣上不標“票樣”，反而標“樣幣”字樣的現象了。如199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50元紀念鈔、2000年100元紀念鈔（龍鈔）、2008年10元奧運會紀念鈔。陣容最大的是第五套人民幣紙幣樣幣，都沒印“票樣”，而印上了“樣幣”。這些樣幣，在目前的錢幣市場上時有叫賣，價格不菲。人行逐步開始在非金屬的人民幣上印著“樣幣”字樣的新動向，非常值得我們樣幣愛好者去關注。筆者認為這是人行開始有意對之前的“票樣”比“樣幣”外延廣的固有做法進行的修正。
在“人民幣管理條例”、“人民幣樣幣管理辦法”實施以前，人行發行新鈔幣應如何使用“票樣”或“樣幣”？至今尚未找到當時的有關規定。或是因分批次、分階段發行的原因？或系人行貨幣發行管理機關承辦文稿的執筆秘書、樣幣具體經辦人員及主管領導個人的行文習慣和風格緣故？筆者認為，這些統統屬于正常現象，因為“票樣”、“樣幣”基本上表達了同一個的客觀事物的本質。
我們每一位錢幣愛好者，都是人民幣質量的“一線”檢驗員，更是弘揚中華錢幣文化的一分子。記得早在1998年，筆者便開始倡導我們錢幣愛好者要進行人民幣諸多方面的專題理論研究，不斷加強這方面的力度、廣度和深度，建立起一個以人行信息為本源、官方與民間相互依存和和補充、唇齒相依的完整錢幣學術體系。只要我們堅持努力，一定會是會有收獲的，這次發現、確定建國35年樣幣，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責任編輯：孫景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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