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小川，1955年一歲開始就是在沈陽造幣廠宿舍院內長大的。今年3月18日我乘坐沈陽至北京的高速列車回京，我邊上一個小伙子用手機在聽沈陽造幣廠1961年黃金案的故事，隨即我與他聊了聊，我拿出一張關慶昌在廠禮堂被審時的照片給他看，他感覺很詫異。
近日來，很多媒體發表了不同人物、不同角度寫的那件事，在我看來，很多內容與1980年由《人民日報》連載的李宏林的報告文學《黃金大盜》中內容相仿，再就是加一些不同角度的一些細節，但有很多細節是道聽途說的，既使是李宏林寫的那個也有很多不符合事實的地方，畢竟他不是當事人，也是聽別人說什么就是什么了，比如臨時倉庫的問題、裝黃金箱子的問題、關慶昌當時的職務的問題等。
這個黃金案直接受害者之一是我父親、當時的廠長李榆，案發時他一股急火眼睛突然失明，住了半個月的院。后來他經歷了被處分、調離，又兩次揪回拷打，我奶奶的墳被挖，以至于后來去“五七”干校和帶全家去農村插隊落戶，1979年回到沈陽、再經破案后的云開日出，一生中這個案子蒙上的陰影和被打造成的腰腿疼一直延續到生命的最后。相比之下我受這個案子的影響是無足輕重的，但我是切身感受，我把我從1961年以來的經歷講一講，以供對此案關注的朋友了解的更多。
我6歲時于1960年入學紅光子弟小學的，這是沈陽造幣廠廠辦的小學（沈幣當時對外稱紅光機械廠）。我入學后，肯定是受到老師們的特殊關照，我從很小就喜歡畫畫，因看我畫得不錯，美術老師曾帶著我去報考魯美附小，回來途中還給我買冰棍吃。后因紅光子弟小學不在教育局序列，我無法被錄取，所以作罷。到了1961年似乎是聽說廠里發生了什么大事，某一天上課時，我的右肩被老師無緣無故的就打了一拳，當時我莫名其妙，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打那以后，我記得每年過年，關慶昌都是第一個來我家拜年的。
我12歲那年夏天，我正在與同學們斗爭一個老師時，同學揣玉民喊我：“你媽讓你回家，你家挨斗了！”當我回到家一看，我媽正在對著來抄家的人們講話呢，他們后來敲鑼打鼓的推走了幾車我家的東西。一進屋，四壁貼滿了大字報，并注明一個月內不許撕！原來這是造幣廠的人來斗四年前就調到人民銀行遼寧省分行的我父親，誣告他偷了黃金，關了起來批斗。從那以后，我就成了“黑五類”，遠離人群，只有幾個要好的同學來往。兩年后，我父親又被廠里的人從盤錦“五七”干校糾回關起來打，我去送飯，還經常被一些不認識的“大人”們把飯盒打翻，或被踢一腳。
1970年我隨父母到內蒙古寧城縣熱水鎮插隊，關慶昌帶著廠里的人來幫助打包裝車送站，非常積極。
人生就是奇怪的很，那個指使去挖我奶奶墳的軍代表張蕩的女兒與我竟然同在一個部隊，拉練時還被安排與我演唱二重唱。1977年我入黨時，材料報到師直工科準備外調，立即就被批準了。原來直工科干事何其順也是當年到沈陽造幣廠的軍代表之一，他說他十年前就調了多少次了，不用調了。
1979年，我復員回來，我父母已經回到沈陽，我母親回到沈陽造幣廠任教育科長。這時已經當上廠生產科長的關慶昌主動找到我媽說：“小川從小畫畫就好，我給他安排到設計室吧。”就這樣，他把我安排到設計組工作，他每次到車間都來看看我，鼓勵我好好干。每次無論在哪見到我他都很熱情與我打招呼。就在1980年的一個周六下班后的黨員大會中，關慶昌無精打彩地跟著保衛科長從我身邊走過，僅這次他沒有與我打招呼。周一，我一進廠車間，同事們告訴我：100號破案了，我問誰干的？他們讓我猜，我猜了好幾個人都不是，后來他們說就是對你最好的“關叔”關慶昌！我大吃一驚！很難想象一個在我眼中老老實實、態度和靄的關科長竟然是使造幣廠蒙受的一大災難的始作俑者！
后來參加了幾次對關的審批大會，我父親也被“平反”，一切恢復正常，但事情已經過去十九年，我父親也老了。
[ 此帖被雙鳳朝陽在2021-03-22 16:21重新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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