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紀念幣首獲國際大獎記

   1979年，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發行了貴金屬紀念章“北京風光”，拉開了新中國紀念幣登上國際制幣舞臺的帷幕。時至五年后的1984年5月16日，就在國際上獲得了一次紀念幣行業最高獎項“1982年世界最佳標準銀幣獎”。本人也是于1979年從部隊退伍到沈陽造幣廠從事錢幣設計工作，并直接參與了此項目而甚感慶幸，今有閑暇，將此項目制作過程中的故事作一簡單回顧，獻給所有對此事感興趣的朋友。
   1981年秋，我們開始了壬戌—1982狗年生肖紀念幣的設計工作。根據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的部署，擬做金、銀質紀念幣各一枚，圖案初步選定了正面為北京故宮角樓，背面為劉繼卣畫的狗。就在快要把模具做出來的時候，總公司來新的指示：背面圖案不變，正面圖案改用天壇。讓設計組趕緊拿出模型報樣。
   時間緊，重新做已經來不及了，已經做完故宮角樓泥稿的宋津民一肚子的不滿意，組內的申憲章同志提出向總公司堅持一下，但總公司的決定是不能更改的，要求我們必須抓緊時間立即完成。全組上下立即行動起來，車間命令全體設計人員都要像搶險一樣保證這項任務的完成。就在大家一片忙亂之中，機會突然降臨我的頭上。由于我剛進入設計組，為了迅速掌握工作技能，利用一切時間做了大量的習作，其中正好有一幅天壇的泥稿，拿出來一看，從構圖到角度基本符合總公司的要求，于是車間就讓申憲章同志協助我盡快把泥稿整理后上報印鈔造幣總公司。按以往慣例，我是沒有資格參與這樣重要的項目的，那時我剛到設計組工作才兩年時間，還沒到美術學院學習過，只是學徒身份，所以還要由申憲章來協助。我和申憲章僅用了兩天時間就定了稿，趕緊報到印鈔造幣總公司，很快就批準了。我就趕緊翻出石膏型，交到下一工序。背面圖案那邊由組長王福德在宋津民做的泥稿上細化完成。
   真是越忙越出事，第三天，制模組崔廣嵐在修銅型時發現天壇圍欄的柱子多做了一根，趕緊找到車間，車間主任陳貴財拿著銅型跑到設計組對我和申憲章大喊大叫，我們用高倍放大鏡仔細一看，在天壇圍欄一共有三層，每層有縱向三根柱子，仔細一看的確是多做了一根，如果不是用放大鏡其實誰也看不出來，但畢竟被修型的人發現了，那就請他在銅型上改過來吧。就因為這件事，車間對設計組全體人員作了處罰：我被扣了當時的全月獎金10元，其他設計組全體老同志也都每人扣了2元。
   接下來的程序都一切照舊，按部就班的完成了。
   天有不測風云。轉眼到了1984年的5月份，忽然接到總公司傳來的振奮人心的特大喜訊：我們制作的20元面值的壬戌——狗年銀幣在美國《世界硬幣新聞》雜志和克勞斯出版公司聯合舉辦的首屆年度大賽中榮獲了“1982年世界最佳標準銀幣獎”！啊？我們所做的工作在世界上還有地方給評獎？真是又驚又喜。這次是中國紀念幣獲得的第一個國際大獎，也是首屆克勞斯大賽。在首屆大賽上我們就獲得了大獎，對我們參與人員以及其它同事們都是一個極大的鼓勵和鞭策！我們的作品得到了世界同行們的承認，我們用自己的努力為我國的紀念幣事業在國際同行業內贏得了尊重，標志著中國紀念幣的設計、制作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重新劃分了國際制幣業的格局，是中國紀念幣事業發展的第一個里程碑，永載史冊。從此，中國的紀念幣在國際上陸續獲獎，我國的紀念幣事業蒸蒸日上，在國際制幣業站穩了應有的地位。
   事后我感覺很納悶，怎么就那么巧？這樣一個巨大的榮耀竟然這么偶然的落到我的頭上？如果總公司不更改原定方案、如果不是我事先做了泥稿的話，車間絕不會讓一個剛滿27歲、尚沒有經過任何專業訓練的我來做這項任務的；還有，如果不是天壇那端莊的造型和均衡的構圖與銀幣質感的相得益彰、天衣無縫的巧妙融合，中國傳統建筑藝術理念以紀念幣形式表現出的完美效果，也就沒有這個獎項的獲得。但是更重要的根本原因是我們那時所有設計人員對這項事業全身心的投入和對紀念幣事業深深的熱愛！我深感這次獲獎如有神相助。
   從那以后，我的又一幅作品《嘉峪關》與王福德所做的“馬可·波羅”合作又獲得了克勞斯的“1985年世界最有歷史意義紀念幣”；我獨立設計制作的《武則天》金幣獲德國《世界硬幣》的“1992年第3季度世界硬幣十佳”獎（這是金幣總公司副總經理蔡明信專門告訴我的）和其它多項國內的“工藝美術百花獎”等；加上我提出在人民幣上使用盲文幣值的構思，構成我的造幣生涯中最輝煌的華彩樂章，令我終生為之感到自豪和欣慰。

[ 此帖被廣天藏品在2020-10-26 10:07重新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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