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上的那個姑娘有“原型”，這是真的嗎？

人民幣上的那個姑娘有“原型”，這是真的嗎？

2015-06-25 中國印鈔造幣中國印鈔造幣

中國印鈔造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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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　　關于人民幣票面上的人物形象，社會上有一些“故事”流傳，認為自己是票面上的人物原型。流傳較廣且影響較大的就有：第三套人民幣壹圓券上的女拖拉機手，第三套人民幣五角券生產車間里的生產工人，第四套人民幣一元券上的少數民族人像，第四套人民幣兩角券上的少數民族人像等等。
　　記得某年由北京電視臺某位著名節目主持人主持的一檔收視率極好的訪談欄目還專門為此做了一期節目，采訪了當時的兩個“原型”人物。在主持人的耐心引導下、在現場鎂光燈的強烈照射下、在觀眾的熱烈氣氛的烘托下，他們激情綻放、侃侃而談，一時間，不少人心中不免畫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心想：難道人民幣鈔票上的人像真的能夠在現實生活中找到具體的原型嗎？

　　這個問題疑倒了很多人，你是不是也在朋友圈轉發過類似的文章？那么，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

（小編也被問了無數回啊！還是有人跑來問，實在是很抓狂啊！）

　　人民幣的設計者都是享譽國內外的專家，他們的創作是嚴謹的、高水準的。設計第三、四套人民幣時，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了一個專家組。

　　羅工柳負責人民幣設計的思想主題、正背面主圖景的選擇、票面框架結構等。他曾任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創作過《地道戰》、《整風報告》、《玉碑》等著名油畫作品。

　　侯一民、鄧澍夫婦是主圖景的設計者，創作過16個票面上的人物、風景共20幅。侯先生曾是中央美術學院的副院長，徐悲鴻大師的高足，新中國第一代油畫家的杰出代表；鄧先生在蘇聯列賓美術學院留學6年，極具藝術天分的她創作過大量的油畫精品。

　　周令釗、陳若菊夫婦負責票面總體布局的繪制，裝飾風格的確立，圖案、花紋的選擇與繪畫。周先生是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是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毛澤東畫像的創作者，參與過國徽、共青團和少先隊隊旗的設計；陳先生是原中央工藝美院的教授，人民幣的十余幅票面上的經典、吉祥、喜慶的民族圖案與元素，都源自于她和同仁們的創作。　

　　在一次采訪中，提到了人民幣鈔票人物原型的問題，談到了社會上當時流傳的關于經過千辛萬苦已經找到了第四套人民幣一元券上的侗族少女形象的原型人物，候一民先生當即予以否定，“這件事百分之百的毫無根據。我們是人民幣人像的創作者，設計時考慮很全面，原則是人物要體現一個民族的特征，絕對不是某一個人的畫像。”

美術專家侯一民、鄧澍夫婦

　　侯一民還說：我們到了少數民族地區以后會到處走訪，不光是看人臉，還要觀察這個民族的衣服和裝飾。當我們畫好初稿以后，還要拿回去再經過多次修改和加工，如果說這個人長得很像鈔票上的人，這是可能的，但僅僅是像而已，因為我們是結合了當地人的氣質和五官特點畫的。但是人民幣上的人物絕不是張三也不是李四。

　　侯一民進一步補充說：人民幣上所有的人物都是我們的創作，在了解了每個民族的基本氣息后，進行綜合、提煉、創作出來的，絕對不會參照具體的某一個人來創作。

人民幣人物圖案素描稿

侯一民在家中談人民幣人物原型與美術創作

　　要知道人民幣設計是長期、復雜、艱辛的工程，并不是簡單地畫幾個人物。人民幣設計時從票面主題確立，到主景人物、風景選擇，都是經過中國人民銀行的反復論證而確定。整個票面的結構、色彩的確立、特色的體現、各種要素的和諧，則經銀行內外專家的多次設計、修改。設計稿要上報國務院討論并提出意見，銀行方面修改、再上報，最后由黨中央、國務院審查、批復。這個過程，短則幾年長則十幾年。　

　　設計第四套人民幣時，哪個民族上票面都是經過黨中央、國務院批準的。稱自己就是某票面上的某人之說顯然太過簡單，況且貳角券上為布依族、朝鮮族而非某消息中所言的土家族。　

　　人民幣設計與其他藝術創作一樣，搜集素材僅是創作前的準備工作，不是畫過誰票面上就是誰。七十年代末，中國人民銀行讓專家們到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采風。陳若菊先生回憶說：“我們發現哪個人物形象好或者服飾好就拍照，或者當場勾畫。有的人特別是一些女孩兒不好意思，我們就說：咱們一起照個像可以嗎?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素材。”之后，侯一民又到內蒙、阿壩、紅原等地搜集素材。他說“我們先后走了一萬多里路，耗時三年才畫出來的”。可以斷定，這期間被他們照過相、畫過速寫的人物眾多。侯府中有采風時所畫的炭筆、彩色的速寫、油畫作品幾十幅、人民幣素材稿若干張；北京印鈔有限公司、中國印鈔造幣總公司乃至中國人民銀行的檔案室中保存著專家們創作、設計的多幅草圖、素描稿、彩色稿、上報稿以及相關文件。人民幣的設計與其他藝術創作一樣，需要積累素材、尋找感覺。照一張像、畫一幅速寫，僅是畫家搜集素材的方式而已。　

　　在設計第四套人民幣50元券上的農婦形象時，鄧先生扎上白毛巾坐在那里，侯先生找到一個合適的角度，一筆一筆地畫速寫。據他們回憶，在設計第三套人民幣一角券時，鄧先生也曾做過模特。鄧先生根本不可能認為票面上的農婦就是自己，因為畫模特只是他們創作中的手段。　

　　人民幣的票面是凝聚著才華和智慧的藝術精品，“票面上的人就是我”這一說法不成立。侯一民、鄧澍回憶道：我們倆畫這些票面的人物就是根據毛主席的“六億神州盡舜堯”。是把他們作為舜堯來表現的，所以賦予他們一種主人的精神狀態，體現出健康的美。在設想每一個人物是一種什么氣質的時候就要細致了，高山的民族氣息中就帶點粗獷。傣族中的漢傣和水傣，就像石頭和水似的，一個硬一個柔。所以每個民族的形象里面都有很細微的東西。侯先生說：我們的合作是“混合雙打”。好處是把人物形象岔開，保留一點另外的感覺。鄧澍說：構圖必須是他畫，因為要跟票面相結合，我畫完他再改，改完以后我再畫、他再改。多年的藝術積淀與采風、尋訪融會貫通，才使他們筆下的民族人物形象準確、性格鮮明、氣韻生動、惟妙惟肖。如果票面上就是張三李四，何以要幾位大師行路萬里，幾年間持續的創作、修改?　

　　人民幣設計有著嚴格的保密要求，“照相時就知道要上人民幣”的說法不靠譜。新版人民幣設計與研制是國家機密，直到新幣發行面世時方能解密。接觸此項工作的人員要簽訂“保密保證書”，違者要受到相應的紀律處分。　

　　歷史上，確實有過人民幣人像有過模特的情況，但那是在解放戰爭時期，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國人民銀行第三印刷局設計部分人民幣鈔票的時候，確實出現過這種情況。

第一套人民幣十元券

　　2007年12月3日、4日，《姑蘇晚報》、《揚子晚報》分別刊登小段人物專訪，介紹了時年83歲高齡的原中國人民銀行第三印刷局的設計雕刻制版者楊琦先生于1948年設計第一套人民幣時曾參與過人民幣人像模特的難忘經歷。

雕刻者翟英當年的照片

雕刻者楊琦離休后的照片

　　他是這樣回憶的：由于人民幣設計印制是在完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任務又十分緊迫，所以，模特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尋找。南漢宸（中國人民銀行首任行長）和楊秉超（原中國人民銀行第三印刷局負責人）就把楊琦和翟英（另一位設計雕刻者）當時的照片以及檔案資料報給了上級領導。上級領導認為楊琦本來就是工人出身，翟英是農民出身，而且長得人高馬大、體魄健壯、外形英俊，非常符合票面人像的要求，做模特很合適，就這樣最終選定了他們二人。楊琦最終成為了十元券票面工人形象的原型人物，這張鈔票在1948年秋天設計印制完成，于1948年12月1日隨中國人民銀行成立公開發行。

　　這是一段特殊時期的歷史經歷，是在一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工作模式。它和當時國家大的戰爭形勢是緊密不可分的，說得通俗一點就是，當時也是沒有辦法。戰爭時期，一切都還沒有那么正規、規范。試想，在烽火連天的戰爭年代，一邊打仗，一邊搞設計，各個解放區又彼此分割，互不相連，在當時連鈔票的設計風格、機器設備、紙張油墨等等這些大的方面都無法統一的情況下，設計鈔票的人物原型也就不可能像建國以后那么正規、從容地進行了。這一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我們也才把第一套人民幣稱為臨時性、戰時性貨幣。要知道，特殊時期的工作規律是不應該拿來做一般規律進行分析的。可以說，新中國成立以后，人民幣設計工作走入正軌，這種特殊的歷史經歷也就永遠地成為了歷史的回憶。

　　溯本求源，去偽存真，今天我們來探究“原型”問題，是想正本清源，避免以訛傳訛。關注人民幣當關注貨幣文化、關注其承載的歷史、人文與科技，關注其為社會發展所做出的貢獻，而不是其他。

　　希望知道真相的你能廣而告之，讓所有人均以一顆平常心看待這個事情。
　　

文|朱繼紅、梁建
原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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