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三幣上鮮為人知的人和事（轉）

第二套人民幣“蘇三幣”叁圓券（正、背）

第二套人民幣“蘇三幣”拾圓券（正、背）

第二套人民幣“蘇三幣”伍圓券（正、背）

　　長沙盧伯雄
　　“蘇三幣”是指第二套人民幣中委托蘇聯代印的3元、5元、10元券(見圖)。1950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向中央人民政府上報了第二套人民幣改版方案。根據中央對改版人民幣的決策，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增設國外業務局印刷處，由陳達邦任國外業務局印刷處處長，作為中國人民銀行國外業務局專門委員(全權代表)，赴蘇聯處理代印人民幣事務。
　　陳達邦(1900～1966年)湖南長沙人，中共·黨員，抗聯革命烈士趙一曼的丈夫，任弼時夫人陳琮英的胞兄，黃埔軍校第六期學員，1927年9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新中國成立后，董必武、吳玉章聯名向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推薦陳達邦調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印刷局任綜合科科長，負責人民幣印刷工作。后升任國外業務局印刷處處長。1958年7月5日的第78次國務院全體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
　　1952年4月6日，政務院財經委副主任葉季壯、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中國人民銀行印刷局局長賀曉初和國外業務局專門委員陳達邦一行，會同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代辦戈寶權等，就人民幣印刷事項同蘇聯財政部長茲維列夫舉行會談。蘇方承諾代印人民幣的原則問題由蘇方財政局長解決，技術性事項由蘇對外貿易部木材出口公司協調，中方由留在莫斯科的陳達邦與蘇方洽談印幣技術問題。陳達邦同蘇方技術人員經過多次會談，在印鈔技術上達成了共識。8月15日，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訪蘇，就包括代印人民幣在內的蘇聯援建中國項目進行雙邊會談。周恩來回國時留下李富春、葉季壯、陳達邦等就印鈔問題繼續與蘇方磋商。至9月22日，中方委托蘇方代印人民幣的協議正式簽訂。
　　毛澤東審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上報的人民幣票版設計和印刷方案后提出：“中國人民銀行”行名漢字排列順序應從右到左改為從左到右；票面上不要印自己的像。周恩來對券面圖案提出許多重要修改意見，但是對票面上的文字沒有任何指示。南漢宸帶著印刷局長直接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說：“鈔票代表著一個國家的形象，馬虎不得。”南漢宸當即提出，當前還沒有更為合適的字體，最好還是在第一版的基礎上進行調整。南漢宸的意見得到周恩來的許可。
　　當蘇方技術人員收到中方的人民幣樣版之后，經檢驗認為中方設計不符合技術要求，必須重新制版才能印刷。對蘇方技術人員提出的改版問題，葉季壯請示國內，周恩來簽發回復電報，同意在中國技術人員協助下，由蘇方人員重新制版。但是，蘇方人員在重新設計制版過程中發現，新版人民幣采用的漢字題字沒有墨稿，無法制版。經請示國內，答復是在盡可能保持原有風格的前提下，由技術人員作靈活處理。于是，具有魏、隸書法·功底的陳達邦，題寫了新版人民幣券面上包括“中國人民銀行”行名在內的所有需要更換的漢字書法字體。
　　后來，在原定印制數量上增加10元券2億張。因之前有兩個票種要在蘇聯重新制版的教訓，新增10元券人民幣國內只提供版票圖案，交蘇方由中蘇雙方技術人員共同作技術處理，直接制版。版樣上的漢字由陳達邦參照已印出的鈔樣，在保證原有風格的前提下作了靈活處理。陳達邦全權負責配合蘇方技術人員處理人民幣票版的技術問題外，主動參與了印鈔數量的清點、裝箱、運輸等工作。整個印鈔、運鈔工作都是在絕對保密的狀態下運行，陳達邦按照南漢宸行長指示，認真落實各項紀律、制度，確保了人民幣的安全印刷、運輸和交接。在制版過程中經陳達邦調整、題寫的漢字字體，后來改版的幾套人民幣都在沿用。
　　1964年4月5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限期收回1953年版人民幣面額為3元、5元和10元的紙幣，不再流通使用，“蘇三幣”從此完成了它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