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畫價低廉在古玩市場上，筆者常常有這樣的感慨，即“商家不如藏家，藏家不如玩家”的說法。如以商家為例，盡管商家能經常覓到可遇不可求的古玩珍品，但是商家往往圖眼前蠅頭小利，見利就轉手賣出去了。而藏家就不同，他們的收藏一般以自己興趣愛好為主，一旦覓入心儀的藏品，不會因蠅頭小利而轉讓，即使暫時套牢也心甘情愿。
記得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榮寶齋、朵云軒及文物商店，其經營的大多是民國以前的舊字畫，價格極低，像民國時期價格最高的張大千作品，那時只有數十元一幅，其精品也在百元左右，像張大千《滄浪漁笛》當時只有百元(此作在2002年蘇富比拍賣會上獲價552.79萬港元)。吳昌碩的畫作只有30至50元；金農書法對聯為60至80元；任伯年花鳥扇畫為2至5元之間；蒲華墨竹四屏條為8至15元；齊白石的作品數元一幅。即使如此低的價格，也沒有引起國內百姓的興趣，只有像夏衍、鄧拓、鄧永清等層次很高的人來玩賞。那時，夏衍和鄧拓都是用稿費來購買名人字畫；鄧永清是六機部副部長，盡管工資收入比一般人高一點，但也屬于“慘淡經營”一類。
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局面，主要是社會環境、政治氣候對書畫不提倡所致，因為這些東西不是紅色或革命的，在“文革”期間，名人字畫更是被列入“封資修”的范圍。另外，當時普通百姓生活比較拮據，普通人的收入只有數十元，若是收入百元以上已是高工資了。因此，當時只要購進徐悲鴻、傅抱石、王雪濤、齊白石等名家之作，如今身價已千倍或萬倍。
名家精品“今非昔比”也許有人會說，在國內封閉時期買進名家字畫是一種機遇，這種機遇隨著國內改革開放而一去不復返。那么，現在市場上難道就沒有機會了嗎？實際上，只要藝術市場存在，就會有市場機會，前提是你要有敏銳的眼光，買進有潛力的作品，若干年后價格也許會漲得讓人看不懂，到那時，你若回頭看現在的價位，會覺得當初買進的作品十分便宜。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吳冠中和范曾，上世紀80年代初筆者去北京時，吳冠中的作品也只有數百元。1984年筆者到北京榮寶齋看到范曾四尺整張“人物”精品，其掛牌價只有8000元，且這一價格無人問津。然而，10多年后，吳冠中和范曾的作品在市場上動輒數十萬元乃至上百萬元。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過去，那時的機遇確實夠好的。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那時買進吳冠中或范曾的畫作并立馬轉手，恐怕很難賺錢。同樣，現在市場上買進字畫要轉手贏利也是十分困難的。特別是拿到拍賣場上運作，其成本相當高，因為拍賣行對買賣雙方都要收取10%的傭金，還要向提供貨源的物主收取1%的保管費和圖錄費等，這樣，各種費用加起來也是一個不少的數字。至于香港蘇富比、佳士得收取的各種費用則更高。所以，藝術品這東西不太適合短線操作，它的價格上漲是需要有一定的時間過程。以海派名家陸儼少的作品為例，改革開放后，國家對陸儼少的作品收購價為15元一平方尺，到上世紀80年代初漲至100元一平方尺，以后又升至1000元一平方尺，到1990年陸儼少的作品在海內外銷路極好。由于那時陸儼少年事已高，難以應付各種應酬，故自列潤格，山水畫每平方尺高達1500美元，那時確實嚇退了不少人，可是到2000年，陸儼少的作品價格在海內外市場上大幅攀升，精品每平方尺從3萬元躍升至5萬元乃至10萬元以上。
“以藏養藏”可賺錢那么，為何藏家不如玩家呢？在筆者看來，玩家往往會以藏養藏，這是收藏理財和豐富自己藏品的最佳途徑。其運作是用出售的藏品來賺錢，不過出售的藏品一般為自己多余或不太喜歡的，再用拋出藏品賺來的錢買自己喜歡的藏品，這樣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對廣大收藏者而言，要做到以藏養藏實在不容易，因為這需要極其敏銳的眼光和膽魄，像過去大收藏家龐萊臣、錢鏡塘、吳湖帆、王季遷、王世襄等都是以藏養藏的高手。
另據有關媒體報道，英國鐵路養老基金會“以藏養藏”也很著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這家基金會總共投資1200萬英鎊，購買了繪畫、瓷器、古玩、稀見圖書等藝術品，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該基金會拋出了一些藏品，其獲利相當豐厚。如1989年春季，基金會將一部希伯萊文版的古老《圣經》在倫敦蘇富比拍賣行拍賣，得款200萬英鎊，而當初購進的價格則是17.9萬英鎊，其回報率之高，令人咋舌。
總之，投資藝術品講究的是長線是金、中線是銀、短線是銅。商家由于以短線贏利為目的，自然不能享受到長線豐厚的回報，這也就應驗了“商家不如藏家”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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