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鵲登梅-節日里想到的

        春節還沒過完，節日里寫一些有關喜慶的內容。翻開王世宏老先生的《中國現代貴金屬幣賞析》一書，看到書中1994年發行的“中國近代名家書畫系的”中的單喜鵲幣，自己做的東西無論多少年以后再看也是那么熟悉，那么親切，就如同見到自己的孩子一樣，雖然書中對這枚幣的署名是佚名，那是當時他們去廠內采訪有人故意說不知道吧？
        這套幣是將徐悲鴻的兩張喜鵲的畫作做成紀念幣的，為的是弘揚中國畫的影響，將中國國畫名家的作品放到紀念幣上，可以使畫作走向世界，流芳百世。
        將國畫做成紀念幣這早已不是首創了，早在1981年，我們設計制作的中國現代第一枚生肖紀念幣的背面圖案就是選用的徐悲鴻畫的《雄雞圖》，1982年狗年紀念幣背面就是用的劉繼卣畫的一只可愛的小狗，那枚幣竟成為中國現代紀念幣在國際上獲獎的首獎。后來又用過何香凝、張善子畫的虎，韓滉和李可染的牛…，中國畫在紀念幣上也是大展身手，為中國現代紀念幣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營養。          我在做那只喜鵲時，還專門研究了一下喜鵲，我在下鄉時，村里、田野里經常有喜鵲在叫，人們對喜鵲的來臨總是表示“今天有喜事？”的感覺，而同樣樣子長的差不多，只是顏色略有不同的烏鴉卻不大受歡迎，烏鴉的叫聲的確不那么好聽。但烏鴉在滿族人的心目中，因其救過努爾哈赤，被尊為“神鳥”。
        我按照徐悲鴻畫中的喜鵲和樹技將原畫再現在幣上，那樹枝應該是梅樹吧？
        當然，我們將畫中內容做成浮雕不是難事，依葫蘆畫瓢吧，但真正的創作需要強大的知識儲備做后盾才能創作出千古的作品。我上學的時候，著名工筆花鳥畫家龔文禎先生給我們上過課，在課上，龔先生說的不多，示范是他講課的主要內容，他為我們演示了怎樣畫鳥羽的撕毛，怎樣畫樹葉的勾線與托白…，他講到每種樹都有自身不同的樹形，樹枝分叉也各有不同，有互生與對生的區別。樹葉也不同，而且所有的樹葉，哪怕同一棵樹都找不出兩個相同的來。后來有老師告訴我們，龔先生治學做畫非常嚴謹，他不但是一位花鳥畫家，他還是一位植物學家和鳥禽學家，你拿任何一根羽毛，他都能說出這是什么鳥的，長在哪個部位；你任意拿一片葉子，他都能說出這是什么樹上的。我把龔先生這一“特藝”講給當時擔任沈陽市美協秘書長的三姐李琦彬，我三姐也驚訝的說，他這個能力，恐怕東三省無一人有這個水平，龔先生的畫是真正的學者畫，他為人民大會堂畫的“大地春”，當時的胡耀邦總書記就經常在那幅畫前面接待外賓。          說到藝術作品的嚴謹性，我想起一件事，因為世界自然物從沒有絕對的對稱，所以有些將繪畫用在幣章上也要有一定的講究，1983年我們設計制作馬可波羅紀念幣時，我們采集的馬可波羅的頭像是意大利鑲嵌畫馬可波羅的頭像，但那幅原作馬可波羅的頭是面向右側的，王福德設計的頭是向左側的，于是就將原畫鏡像翻轉過來，當王福德已經將人像安排好以后，我們怎么看都覺得好像哪里不對勁？我們經過仔細觀察發現，原畫中馬可波羅的服裝是右襟壓左襟的，鏡向反轉后成了左襟壓右襟了，另外馬可波羅的頭巾圍法也有方向性，后來王福德將這些都做了調整，這一調整在后來這枚幣獲克勞斯獎起到了作用。我在后來多年的肖像浮雕實踐中也充分認識到任何人的左右臉與五官都不是絕對對稱的，隨意將人像鏡像反轉的看都是反的。這就揭示了我們照鏡子看到的自己與看照片里的自己不一樣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