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出現人民幣上應否標注拼音的爭議，是大家對漢語拼音的歷史不了解的緣故。這涉及到音韻學和二十世紀的文字改革問題。關于漢字的讀音，古代時，采用“反切”的方法矯正字音，如“冬”字，“都（du）宗（zong）切”,用“都“的聲母“d”和“宗”的韻母“ong”為“冬”字注音。明朝，隨著西方傳教士為便于西方人學習漢語漢字，使用拉丁字母拼讀漢字。從清末到了民國初期，隨著一系列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的簽定以及甲午海戰的失敗，幾千年來的文化自信變成了極度的文化自卑，當時的文化界包括魯迅等人普遍認為國人識字率低、文盲眾多等等阻礙國家發展的弊端皆緣于漢字過于繁雜，難寫難認不如西方的拼音文字只有二十幾個字母優越。社會上“廢除漢字改為拼音文字“的呼聲甚囂塵上，于是，一場歷時半個多世紀的旨在將漢字改為拼音文字的“文字改革”就此展開。國民政府摒棄了西方傳教士使用拉丁字母拼讀漢字的方案，創制了中文式的“注音字母（現如今臺灣地區仍在使用）”來為漢字注音。新中國成立以后，制定了“漢字要走世紀共同點拼音方向（毛澤東語）”的文字改革總方針，同時創制了拉丁字母化的《漢語拼音文字方案》，但遭到知識界、文化界的強烈反對。1956年《漢語拼音文字方案》去掉了“文字”二字，以《漢語拼音方案》的形式、作為拼讀漢字的工具公布。但領袖拼音文字的總方針并沒有真正放棄，在制定拼音文字方案之初，為便于拼音文字的書寫，報刊雜志各類書籍均將漢字幾千年來的由右向左的豎式改為由左至右的橫式；為培養人們識讀拼音的習慣，在出版物上采用漢字和拼音并存等方式。我國自第三版人民幣設計于這一時期，正面使用漢字，背面則采用漢語拼音。文字改革至1977年12月22日在發表《漢字第二次簡化方案（草案）》（俗稱二簡字）時，人民日報配發了“文字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的社論。直到1986年廢除二簡字以后，國家才徹底放棄“漢字拼音化”的主張。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漢語拼音，從建國初期效仿蘇聯、越南等國直改為拼音文字、至暫以注音工具暗度陳倉以其最終實現漢字拼音化的目標，到拼音文字被徹底摒棄，有這深刻的歷史背景。
如果說，人民幣上標注漢語拼音有著為最終實現“漢字拼音化”的戰略目的，但1986年該構想被徹底放棄，之后發行的人民幣上的漢語拼音，只能是作為沿襲一種傳統
或者一種慣例而為之。漢語拼音并不是一種文字，他只是正確拼讀漢字的一種工具，因此，人民幣上是否標注，并沒有違反《人民幣條例》關于“人民幣上應標注面值和單位”的規定。
我國發行的人民幣中從未出現過未標注面值和單位的貨幣，因此，缺少漢語拼音并不是所謂的錯幣。那是對漢語拼音不慎了解造成的誤解。
伯樂相幣于4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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