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幣緣（十五）

         在廠時，我沒把自己當外人，經常向領導提一些建議，有些被采納，有些被拒絕。這些建議現在看也不失為好主意，只是領導們根本沒往心里去。
         我們廠的人經常要到北京辦事，都是住在五四一廠招待所，五四一廠離市中心還很遠，每年來來去去的人基本不斷，光住宿費每年就要花很多錢。我的聲樂老師劉淑芳的老伴方賢旭老師是廣州起義黃花崗烈士方聲洞的兒子，兩歲時失去父親，隨母親由當時的國民政府負責養大，后送法國留學，回來后，由國民政府在東單本司胡同與演樂胡同之間給買了一個院套，在那里與前妻結婚安家。方老師后來在北京外交學院任法語教授，前妻去世后就一人在學院里住，老宅子被很多人住著，那里還辦有一個小工廠。八幾年落實政策以后，才將這些還給了方老師，由于實在不能將院內的所有住戶清走，也剩下700多平米的院子及七間舊房子，歸還時我還陪方老師去看過那個院子。1992年，劉老師的兒子小樺要去加拿大，方老師提出賣掉老宅子給小樺做盤纏，劉老師就問我能不能讓我們廠買下做為我們廠的駐京辦事處，開價二十五萬。我找到王生龍副廠長說了這個事，他說你不就是給你老師辦事唄？我們廠不需要。后來那宅子賣了五十萬，小樺帶著去了加拿大。如果當時廠里買下那個小院，辦個沈陽造幣廠駐京辦事處，那么廠里的人去北京不是更方便嗎？那里離王府井僅幾百米，既使不辦什么辦事處，等日后征地也會大賺一筆的！
        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當我聽到這個消息以后，立即感到一個商機的出現，我馬上打電話問我父親，蘇聯有幾個造幣廠？父親告訴我他只知道莫斯科和基輔有，其它地方好像沒有。第二天一早上班時，我直接到廠長辦公室，對廠長張維斌說：“你看到昨天的新聞沒有？”他說：“看了，蘇聯解體了。”我說：“趕快與外交部或外經部聯系一下，蘇聯解體后有十三個國家沒有造幣廠，我們可以給那些國家造幣了。” 廠長聽完一楞，過了一會說：“這事不用你管了，你回去干你的設計吧。” 我這一個非常好的建議，就這樣被扼殺了。其實我們廠在那之前與之后都做過許多援外任務，宋文元就去過幾內亞為他們設計硬幣，我的這個建議怎么不行呢？
        我進廠以后，由于原材料價格大幅度上漲，分幣開始減產，開始設計角幣，而材料上也在不斷改變，由全鋁改為鎳包鋼、鎳包銅，這是隨著經濟發展必然要改變的。在此之前，我曾想到我小時候玩過的日偽時期的一種硬幣，顏色是略紫帶些棕色，材料是鋼紙，那是日偽時期最后發行的貨幣，由于沒有金屬，只能靠這個帶用材料。我想到能不能請材料科研人員為硬幣設計一種新材料，既能降低成本又能與原來的硬幣質感接近。我找到我的朋友、中科院金屬所的高工龍康，他父親龍期威是國際知名的金屬材料學家、與楊振寧李政道同學、何梁何利獎獲得者，（后來他去世后家里請我為他做了一枚紀念章）他提出的方案是使用一種在高分子材料中加入一定數量的金屬粉末，既保持硬幣的金屬識別屬性，又大大降低成本，還能減輕硬幣的重量。
         當我向廠里提出這個建議時，廠領導說現在上面也正在想辦法，已經請了專家正在研究解決方案，就不用你操心了。而令我啼笑皆非的是，廠技術科一位女高工的回答竟然是：“硬幣只能搞金屬的，因為我們這些技術人員都是學金屬出身的，不搞金屬的讓我們去干什么？”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