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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好不好，咱可不敢亂講話。  至于這幣嘛，呵呵，也就那么回事吧。——整個大中華圈，近幾十年以來，從來沒見哪枚政治題材錢幣成大氣候的。

鑄成大錯：一幣十版

人行公告幣圖：

記憶2004交鋒


2004-2006中國第三次改革論爭始末
                       2006年3月17日09:00  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記者 李 梁   □實習生 許桐琿
　　■自2004年起社會上關于改革問題和方向的激烈爭論，被認為是繼1982年到1984年的第一次大爭論、1989年到1992年第二次大爭論之后的“第三次改革爭論”　　■在許多觀察家看來，爭論關鍵性的認知差異在于，一方認為問題是由于市場化改革所致，因此必須全面后轉；而另一方認為，這是改革不徹底、不配套所致，因此必須加速推進改革，方向不能動搖

3月14日上午，“兩會”新聞發布會現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開場白中說，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中盡管有困難，但不能停頓，倒退沒有出路。”他談到20個字，“知難不難，迎難而上，知難而進，永不退縮，不言失敗”。
　　一周前的3月6日，一篇新華社消息貼到了各大網站的頭條。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參加“兩會”上海代表團討論時明確表示，“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說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決定和信心。”字字鏗鏘有力，各媒體紛紛轉載。
　　中央最高層兩次高調談論改革，在很多人看來，針對的是自2004年起社會上關于改革問題和方向的激烈爭論。這場爭論由國企產權改革發端，從經濟學界迅速擴展到整個學界，并通過網絡等媒介，上升為全社會廣泛參與的一場關于改革開放何處去的大討論。
　　輿論普遍認為，這次大討論是繼1982年到1984年的第一次大爭論、1989年到1992年第二次大爭論之后的“第三次改革爭論”。
　　與前兩次不同的是，這次爭論全面走向公開，化為全社會的一次反思，并引起海外對中國改革方向和力度的爭論和解讀。
　　大多數人認為，這是一次有益的爭論，當真理和誤解都暴露在陽光下時，社會發展的前路逐漸清晰。
　　“郎旋風”不期而至
　　2004年8月，香港教授郎咸平就國企改革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炮轟格林柯爾董事長顧雛軍，拉開了這次改革爭論的大幕。
　　出生臺北、留學美國的郎咸平，風格與內地學者迥然不同，他放言無忌，如“國企改革是一場瓜分國有資產的盛宴” ，并對內地主流經濟學家進行了高調批評。
　　郎咸平的刺激性言論撥動了公眾敏感的神經，引起他們對10年來國企改革、腐敗和貧富分化等嚴重社會問題的強烈共鳴。一時間，長期在聚光燈下、力主國企產權改革的主流經濟學家被公眾輿論推到了風口浪尖。
　　也許是準備不足，也許是不屑于和郎咸平爭論，支持國企產權改革的主流經濟學家基本沒有回應，被媒體批為“集體失語”。
　　而長期與“主流經濟學家”論戰的另一些經濟學家(他們自稱為“非主流經濟學家”，以示區別)群體，反應迅速。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在媒體的穿針引線下，于8月28日舉行一場座談會，公開回應并支持郎咸平。
　　“這次郎顧論戰，正好為我們提供了機會。” “非主流”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左大培說。
　　當天到位的“反方”代表除張文魁外，其他人均未到會。“反方”國資委宏觀部部長趙曉不參加會議，但寫了發言稿，批評郎咸平不了解中國情況，“好像一頭公牛闖進了瓷器店”。
　　北京“非主流學者”的“激將”非常有效。8月28日當晚，“主流經濟學家”代表人物、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在深圳出席一次座談會時，針對郎咸平觀點作出系統回應，稱“要善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
　　爭論在9月繼續升級，雙方人馬不斷加入。9月13日，非主流學者眼中的“主流派”——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和林毅夫分別接受媒體專訪，反駁郎咸平的觀點。而左大培、丁冰、程恩富等10名“非主流派”教授則聯合發表“產權改革風向不能錯”的聲明，公開聲援郎咸平。
　　被認為“替窮人說話”的郎咸平，得到了網絡輿論幾乎一致的聲援。新浪、搜狐等網站的民意調查表明，支持郎咸平的網民約占90％，而支持張維迎的僅有5％左右。
　　9月底，國資委首次明確表態，稱“實施管理層收購并控股，與我國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推進股份制改革的方向不相符合”。
　　進入10月份，拉鋸戰繼續進行。但網絡輿論一邊倒的態勢讓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深感憂慮，認為應繼續推進改革。隨后，中央工作會議將2005年定位為“改革年”，指出著力推進改革，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當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郎顧之爭塵埃落定之后
　　“非主流經濟學家”為什么和“主流經濟學家”分道揚鑣？
　　自上世紀80年代末起，推進市場經濟改革的經濟學者開始分化。楊帆說，我們在80年代大多數都一起搞改革開放，后來被他們一步步封殺。
　　左大培很早就在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給學員們上課，但“他們舉行的改革論壇，幾乎從來沒有請我參加過” 。他有時候也應邀參加一些學術會議，但很少有機會發言。通常會議主辦者都會告訴他們：“我們這里有學術規范，不能隨便發言。”
　　此次改革爭論發生后，有經濟學家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稱：中國經濟學界面臨1992年來的最大分歧。
　　2004年11月20日，老專家喻權域見到郎咸平。喻權域對他說：“大量國企被賤價出賣、轉讓給私人這件事，關系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命運。你郎教授從國外回來，不熟悉國內地形，練腿腳時偶然踢開了蓋子，使討論公開化、擴大化，形成了一場‘旋風’。只可惜這場旋風來得太晚了。”
　　“我匆匆講完這些話，郎咸平教授就告別而去，至今沒有機會和他再見面。”喻權域后來回憶。
　　2005年上半年，“非主流經濟學家”的“反思改革”觀點開始流傳，7月份國務院發展中心研究部一份“醫改基本不成功”的報告將反思醫療改革的浪潮推向高潮。為此，國家發改委開了一個內部的推動改革會，下決心繼續推動改革。
　　誰也沒想到，7月顧雛軍被證監會和公安部聯合拘捕，郎顧之爭轉瞬間塵埃落定。
　　82歲高齡的經濟學家劉國光于7月15日在網上發表“和教育部社科中心青年人的談話”，強烈批評當前西方經濟學占據國內經濟學主流的局面。
　　2005年3月24日中國經濟學獎頒獎典禮上，劉國光和吳敬璉共同獲獎。劉國光說：“有人認為，現在塵埃已經落定，市場占了上風，計劃不再時興了。我不完全這樣看。計劃經濟在前蘇聯、在中國，還是起過光輝歷史作用的。”
　　去年10月，高尚全發表文章《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中國改革》，指出近年來社會上出現了一種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他說，“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排除干擾，千萬不能因為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否定改革，千萬不要上當，否則會有災難性的后果。”
　　作為上世紀90年代初市場經濟的主要倡導者，吳敬璉和高尚全一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2005年11月25日，《向富人開槍會導致很嚴重的社會后果——吳敬璉、高尚全、江平、許小年四人談》在《財經》雜志刊出。
　　網絡廣泛參與，觀點都擺在陽光下
　　互聯網在改革論爭中扮演了極其特別的角色。由于公眾在網絡上的廣泛參與，這場原本局限于學界內部的改革爭論直接擴展成為一場社會公眾參與，對于醫療、教育、住房改革等社會問題和改革開放方向的大討論。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鞏獻田質疑物權法草案“違憲”的公開信一方面在網絡上廣泛流傳，另一方面通過教育部社科中心送到全國人大常委會，隨后物權法暫緩出臺。
　　而各種言論在論戰中陸續登場，一位在北大旁聽的學生周某向中央領導寫信，堅決否定產權改革，稱國有企業被一幫別有用心的披著“學者外衣”面目的特務、騙子和幫辦不遺余力地丑化和扼殺。
　　網上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民間文革派”的出場。
　　網民李憲源稱楊帆為“資產階級走狗”，說他和張維迎本來就是一伙的。“秋實客”有一段時間經常到網站烏有之鄉書吧去做講座，為“四人幫”喊冤。
　　“非主流學者”有意識地與這些人劃清界限。楊帆自去年國慶節起，提出對兩股“極左”思潮進行批判。
　　后退還是前進，已有答案
　　當改革爭論成為意識形態爭論，對改革公平的追問便迅速轉化成對整個改革開放的質疑。“真假問題”的糾纏中，有人大聲疾呼，有人真誠捍衛，有人混水摸魚，爭論陷入前所未有的復雜境地。
　　許多人對此深感憂慮。一篇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改革不可動搖》出現在《財經》雜志上，上世紀90年代初第二次改革爭論中以“皇甫平”系列評論聲名大振的《人民日報》原副總編周瑞金再次出馬，在新年引起很大輿論反應。
　　2月11日，吳敬璉參加經濟學家50人論壇，發表題為《反思過去25年的改革，明確21世紀前進的方向》的講話，對改革的問題進行反思，并呼吁自由而切實的學術討論。他正言，現在改革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反對，有人要否定改革。
　　吳敬璉的反思，被認為是他“開始反省”了。
　　“其實，說吳敬璉沒有反思是不對的。”一位了解吳敬璉的青年學者說，“吳敬璉自1988年起一直在反思市場化改革，在反思上批評者是沒資格和他比的。但反思不是反省。”
　　2月14日，在北京的一個重要的形勢分析會上，高尚全提出，要堅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謀發展，不要分左派右派。他建議，“關鍵時刻，中央最高領導應該出來說話。”
　　今年2月下旬，在清華大學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上，主辦方同時請來了楊帆和張維迎。“老對手”見面握手，楊帆說， “對不起，罵你罵了幾年。”張維迎同樣笑臉相迎，“罵得好，罵得好。”
　　“這場爭論的內容是市場機制和私人產權。”世界銀行經濟學家張春霖對本報記者說。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認為， “改革派在爭論中暴露的問題是，都沒有過早地舉起社會公正的旗幟，反而背起了改革負面影響的黑鍋，吞吞吐吐，失去和公眾對話的大好機會。”
　　“公眾對‘市場化’和‘市場機制’概念的誤讀，在對醫療改革、教育改革的抨擊中沿續，部分造成了對改革開放的誤解，在爭論中被繼續放大。”一位經濟學家說。
　　在楊繼繩看來，爭論的實質是“利益之爭”，特別是牽涉到廣大弱勢群體的利益在里面。這與楊帆的看法一致，楊帆也認為，“這次爭論的關鍵，是改革近30年的利益調整問題。”
　　在許多觀察家看來，爭論關鍵性的認知差異在于，一方認為問題是由于市場化改革所致，因此必須全面后轉；而另一方認為，這是改革不徹底、不配套所致，因此必須加速推進改革，方向不能動搖。來源：南方周末



改革開放三十年內的“四次大爭論”
（http://wenku.baidu.com/view/133c1068a98271fe910ef932.html）
……《交鋒三十年》（作者馬立誠）歷數改革以來的四次重大爭論
……這本書的特色是將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分成四次大爭論，第一次是1978年前后，爭論的中心問題是要“兩個凡是”還是要改革開放？第二次大爭論是1992年前后，中心問題是要計劃經濟還是要市場經濟？第三次大爭論是1997年前后，中心問題是私營經濟是“活水”還是“禍水”？第四次大爭論是從2004年開始到2007年，中心問題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不是搞錯了？
……
書中記錄從2004年以來，一些反對改革的力量逐漸聚*集起來，以改革當中出現的問題為理由，從各種角度痛心疾首咒罵改革開放、否定改革開放。其激烈程度前所未有，達到了公開指名批評鄧小平理論，說今天的中國是5000年來最壞的社會，要求再來一次文革這樣的地步。部分網站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語匯，更助長了這種氣勢洶洶的攻擊，頗有一些人公開提出質疑，中國的改革是不是搞錯了？第四次大爭論就此展開。
爭論的開端從學者郎咸平開始，馬立誠分析這位來自臺灣，在香港中文大學任職的明星學者，究竟如何掀起質疑改革的巨浪。郎咸平當年批評內地國企產權改革的方向是錯誤的，說國企效益不比私企效益差，指名道姓痛斥許多人借國企改革之機，侵吞國有資產，引起了轟動。圍繞著“郎旋風”展開的爭辯，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第四次大爭論的起點。
緊接著，經濟學家內部分化，姓“社”、姓“資”風波再起，代表人物是前社科院副院長劉國光。2005年7月，在網上流傳了一萬多字的文章，是《劉國光談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當中的一些問題，這引發了經濟學界內部路線爭論的重磅炸彈。
劉國光批評當時西方主流經濟學越來越占據主導地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邊緣化令人擔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音正在復蘇。這種想法引領一派學者支持，當然，猛烈的“劉旋風”受到了多方的質疑。第四次爭論當中的代表性人物還有北京大學教授鞏獻田，同樣也是在2005年8月份給全國人大寫了一封信，叫停一部《物權法草案》，也導致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
……
濃縮在《交鋒三十年》當中的人物爭論的兩派意見和觀點看起來激烈，有時候對立而且互不相容，但是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日子里，回憶這許多事件，許多人的共同感觸是，中國這一路走來真的非常不容易。書中對許多人、事、物的記錄，提供了我們一個參考，了解這個大時代的中國人，究竟如何為國家的前途、為中國人的未來與發展付出心力。

2013年8月22日：鄧小平109歲生日
……

2013年8月22日：bo據新華社電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年8月18日16時發布公告，該院定於2013年8月22日8時30分在第五法庭公開開庭審
（http://legal.people.com.cn/BIG5/n/2013/0819/c42510-22608049.html）（人民網>>法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2%93%E5%B0%8F%E5%B9%B3
樓主的介紹比維基百科還全面，搞紀念幣簡直是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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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鄧小平：？起？落

第一次“落起”是在30年代初期中央蘇區時，由于以博古為代表的中央臨時政府推行“左”傾冒險主義，鄧小平、毛澤潭、謝唯俊等人則堅決支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反對他們的“城市中心論”。為此，鄧小平遭批斗，并一度被關進監獄，他的會昌中心縣委書記和江西省委宣傳部長的職務也被撤銷，并受到黨內最嚴重警告處分。這一年鄧小平只有29歲。直到1935年遵義會議，這次“落起”才畫上句號。當時，他那很有名氣的職業革命家妻子、嬌小的浙江姑娘阿金——金維映也和他離了婚。1938年春，金維映去了莫斯科，1941年死于蘇德戰爭之中，時年37歲。這是鄧小平的第二個妻子。鄧小平一生共有三次婚姻，第一個妻子是留蘇學生張錫瑗，河北省房山縣人，1907年生，他們是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相識的，張錫瑗既美麗端莊又溫柔可愛，鄧小平稱她是“少有的漂亮”，他們是1928年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結的婚，但可惜的是，他們結婚不到兩年，僅有23歲的張錫瑗便因產后風去世，女兒也隨之夭折；鄧小平的第三個妻子就是卓琳了，原名蒲瓊英，1916年生于云南宣威一個巨商之家，其父蒲在廷，是名震西南的著名實業家，蒲瓊英1936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這是西南第一個考入北京大學的人，1937年蒲瓊英毅然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第二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化名卓琳，1939年9月經人介紹和鄧小平相識相愛并結了婚，從此開始了他們近60年輝煌燦爛而又艱難曲折的不平凡歲月。
鄧小平第二次“落起”，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文革”初期，鄧小平作為“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第二號“走資派”被打倒，全家受到株連，被下放到江西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勞動改造。這是鄧小平一生中感到最痛苦的時期。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后，鄧小平兩次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出來工作。毛主席在信上作了肯定的批示，1973年鄧小平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得以恢復。1975年初鄧小平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并主持黨、政、軍的日常工作。
第三次“落起”是在1976年至1977年。鄧小平因“全面整頓”“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違背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四人幫”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再次被打倒。直到1977年7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前夕才獲得第三次解放。
……

38，39回復編輯太亂，抱歉。
40樓還是出差
鄧小平：？起？落 應為鄧小平： 三落三起

小平真好！

宣傳畫中看政治 老照片里觀歷史---文革十年1 --6打倒劉少奇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122/11/3966739_261717073.shtml

















宣傳畫中看政治 老照片里觀歷史---文革十年1 --6打倒劉少奇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122/11/3966739_261717073.shtml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無數冤案。冤獄遍國中。劉少奇被打倒并迫害致死是最大的冤案。對劉少奇的大批判，在毛澤東的發動和領導下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了。
　　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大院內張貼了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矛頭直指劉少奇。
　　1967年的4月1日，戚本禹發表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文章，給劉少奇強加了八大罪名。此后以“中國的赫魯曉夫”、“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稱謂，公開在報刊上掀起了批判劉少奇的浪潮。戚本禹文章的發表，經過了毛澤東的審查和同意。
　　1967年3月，長期負責情報工作的康生給毛澤東寫信，聲稱掌握了劉少奇歷史上叛變的確鑿材料，要求對劉少奇專案審查，毛澤東批準了這個報告。1967年3月，中央黨委決定審查劉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和1936年的所謂“叛徒嫌疑”問題。
　　5月8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經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編輯部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中共中央在5月11日的通知中說：“希望各單位”“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
　　6月3日中央“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正式成立，也就是在戚本禹文章發表的同時，中央專門發文要求黨政軍民動員起來，對劉少奇展開全民大批判。1967年7月18日江青、戚本禹等，在毛澤東離開北京期間，組織紅衛兵批斗劉少奇、王光美。8月5日在北京天安門，又召開了百萬人批判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批判大會.
　　1967年夏天，北京的文革舞臺中心是各高校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暗中部署與指揮下，發動了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斗爭，即所謂的“揪劉火線”。從7月初到8月上旬，以劉少奇曾經去過的，北京建工學院的紅衛兵為首，大批紅衛兵聚-集在中南海周圍，從府右街到文津街，要求揪斗劉少奇。7月18日晚，北京建工學院“八一”、清華“井岡山”、地質“東方紅”等大學造-反派紅衛兵，召開了“揪劉誓師大會”。
　　中南海的造-反派批斗劉少奇，當時在中南海墻外形成了7000多個棚子，500多個高音喇叭，豎立了3000多個各種造-反派組織的旗幟。真是山頭林立，人聲如潮，高音喇叭日夜喧囂，喊著“揪斗劉少奇”的口號。參加揪劉的群眾，在北京東西長安街是人山人海，經常造成交通阻塞，還有大批來自全國各地的造-反派“參戰”，參加“揪劉火線”的大學紅衛兵又分裂為兩派。
　　以北航“紅旗”為首的“天派”和以地質學院“東方紅”為首的“地派”。雙方雖然都要“揪劉”卻又對立，動輒分別召開數十萬人參加的大會，競相標榜自己是最忠于毛主席和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揪劉火線”的鬧劇是愈演愈烈，到了8月，整個長安街幾乎是癱瘓了。中央文革見勢不妙，就開始要求紅衛兵撤出中南海周邊的地區。
　　對劉少奇的“批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是亂箭齊發，看起來沸沸揚揚，但沒有什么條理。后來逐漸歸納出所謂“黑六論”，即“階級斗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后論”“入黨做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這個提法經1968年10月《紅旗》雜志第4期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中首次提出后，立即在全國開展了對所謂“黑六論”的大批判。所謂“黑六論”，完全是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強加給劉少奇的罪名。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第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是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開的。一些中央委員被剝奪了出席會議的權利。全會批準了《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作出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錯誤決定。
　　1969年10月17日，根據林彪“一號手令”，將劉少奇送往開封。1969年11月12日劉少奇在河南開封逝世，享年71歲。
　　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殘酷迫害，不幸蒙冤致死。在最艱難的時刻，他仍然向中央建議“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并堅信“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昭雪，并高度評價了他的光輝一生。